也许，圣母小屋在罗马天主教廷是个神迹，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堂里，这就是一段历史。
在我看来，这些活生生的拜占庭精神遗产成就了如今伊斯坦布尔异常的丰美。
但是遗憾，最终牧首办公室回答说，牧首年事已高，教务繁忙，不克接见。
也许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五百年的坚持打底色，不再需要道与外人听。这里的东正教堂有种缄默与封闭的态度，修士们保持着机警而封闭的神情，古老圣幛的木板上突然能看到一个共济会的标志，三角形中央，有着一只巨大的眼睛。这些东正教堂淹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之中，只是沉默地站在一天五次响彻云霄的阿拉伯呼礼声里。
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帕维奇，我格外留心拜占庭遗痕。伊斯坦布尔格拉它萨瑞大学的历史学家伊尔波·奥塔伊利曾在与我的交谈中，突然涨红了他那鞑靼人宽大的脸孔，怒斥拜占庭的称谓：“根本就没有什么拜占庭，我们是东罗马帝国。”但我还是依照帕维奇先生的说法，将四世纪以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强大帝国称为拜占庭，甚至在十七世纪的故事里，帕维奇仍坚持将已经改名字两个世纪之久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在帕维奇先生看来，这个旧称分隔清楚了如今意大利与巴尔干已决然不同的文明支脉，更有独立性。
和煦洁净的奥斯曼气息：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
贝兹米 · 阿莲皇后清真寺的读书台和《古兰经》。
苏丹艾尤璞清真寺的清晨。
街边的小清真寺，在礼拜前发出的呼礼声响彻了整个街区，太阳初升前，呼礼中会劝说人们，礼拜比睡觉好，礼拜比睡觉好。太阳下山时的最后一句话，总是万物非主，真主。呼礼声是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
在索菲亚大教堂里，东正教的圣母和清真寺的麦加朝拜处共处一方，麦加的方向并非教堂的正中，它向右面偏了过去。在许多古老的拜占庭城市，比如伊兹尼克，也有这样一座古老的圣索菲亚教堂，圣母十字架与麦加方向的小木亭共处，如今看来，这才是索菲亚神圣的理想。
我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是2013年的夏末。那次住在蓝色清真寺旁边的小巷里，奥斯曼帕夏留下的老房子。楼上的住客一走动，我那画满郁金香与玫瑰的木头天花板就吱吱呀呀响个不停。那小酒店是奥斯曼帝国的旧家族开的，酒店墙上挂着一些奥斯曼时代的地契，从前是苏丹赏赐给他家的封地，现在拿来当装饰用。这令我想到清朝那些八旗子弟的旧宅。
酒店的女主人是个小个子的优雅女士，伊斯坦布尔的执业律师。她的酒店实际上是个二十世纪初的女式礼帽博物馆，每层楼都有许多奥斯曼末年到凯末尔新政初年时代，在伊斯坦布尔西化的女士用过的漂亮帽子。为了衬托这些在伊斯兰女性世界里意义深远的帽子的秀气与优美，她用当时的各种西式礼服，以及阳伞、高跟鞋、手袋相配。里面最重要的藏品，是她母亲、她姨妈们用过的帽子和手袋。
女主人叫恩坦。恩坦带我细细看了各种优美的女用便帽。她说，在凯末尔的帽子运动中，她父亲和家里的成年男性们，都乐意地换上了欧洲式的礼帽。但是即使这样，也比不上她家的女性长辈们在奥斯曼末年就用的欧洲女式礼帽，这些礼帽代替了传统妇女的面纱和头巾。
“即使是在奥斯曼末年，宫廷里的时尚也是西化的，社会并不拒绝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喜爱，其实在伊斯坦布尔，特别在佩拉，奥斯曼生活方式与欧洲女士的审美并没那么大的隔阂。那个时代戴帽子的女人们非常美丽，但也并不是那么有先锋精神，就是觉得美而已。”她举止言谈之间的轻松与直接，有时让我想起满清的旧贵族们。她的那些精美古旧的各式帽子，以及戴帽人在帽子内侧留下的一抹微黄的痕迹，也能轻易让人想起清宫中的那些八音盒与珐琅座钟。说起来，当年奥斯曼被人称为“西亚病夫”，而清朝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还真是有他们的相似之处。
恩坦有种非常和煦的古雅，也有种老狐狸般柔和的洞悉，福尔康说，这样的气质很像传说中被奥斯曼时代优雅洁净的审美情趣熏陶过的“奥斯曼女士”。
其实，整个伊斯坦布尔，即使经历了1920年代从文字到生活方式甚至地理的反动，在此还是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奥斯曼式腐朽柔情的多礼，脆弱残破的精美，这样古旧的气息与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凯末尔像和土耳其星月红旗并存。
清晨太阳未出，蓝色清真寺就开始呼礼，响亮的阿拉伯式吟唱霎时灌满了我的房间，好像清晨海湾吹过来的森凉空气。我睁眼就看见了天花板上象征着真主的郁金香与象征着穆圣的玫瑰，奥斯曼女士精心布置起来的老房子有种熟透了的啤梨的样子，柔和芬芳，弹指即破。我的卧房里有许多帐幔，在灯光里形成许多不同的阴影；我的床具是旧式的白色亚麻，用十字绣的绣法，绣着各种藤蔓与花朵；我有个五斗柜可以放衣物，里面吊了一个玫瑰香袋；甚至在洗手间，也有一条帐幔松松款起来，将抽水马桶与刷牙时用的洗脸台盆稍稍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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